编者按：日本媒体近日披露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与此同时，日本近年来持续推进“安保三文件”修订、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并不断在亚太地区推进“小圈子”外交。日本嘴上喊着“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围绕日本政府近年来加速推进扩军备武的相关举措以及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文汇报记者采访了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陈子雷。
5月29日，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民众手持标语参加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n 新华社发
文汇报：日本近年来在安全政策演变方面，最值得关注的特征是什么？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中不断升级的“危机叙事”与不断扩大的安保政策边界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陈子雷：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即《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分别代表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总体构想、建设纲领和推进计划。而每年出版的《防卫白皮书》则是一个风向标，从中可以看出其安保战略重点关注的对象、重点建设项目等内容。新版《防卫白皮书》的战略意图十分明显——可以说，日本的安保战略正变得越来越激进。
《防卫白皮书》既然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新的危机时代”，那为什么没有看到在欧洲俄乌冲突持续、在中东美以伊战事难解、在加勒比海地区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唯独东亚无战事，经济一片繁荣景象？因此，日本安保战略的转型更多有其内在原因，所谓的“外部挑战”只是其安保“叙事”的方法，其真实的目的是想借全球变局之机转移国内社会矛盾、突破国内宪法与法律制约。简言之，“危机叙事”是“政治借口”，目的就是为了“穷兵黩武”，再次武装日本。这意味着战后日本“专守防卫”的安保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5月19日，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民众手持标语参加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n 新华社发
文汇报：近年来，日本政府一边称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一边不断扩大安全政策调整的范围和力度，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在您看来，“和平国家”这块招牌，今天对日本而言究竟是真实的国家定位，还是已经沦为一种掩护政策转型的政治叙事？
陈子雷：战后一段时间，日本对外通过经济援助尝试修复侵略战争留下的恶劣形象。但是，随着国内泡沫经济崩溃，“55年体制”寿终正寝，其后经济陷入30年低谷，国家步入少子、老龄化社会。特别是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以后，国内社会产生的恐慌和焦虑情绪逐渐成为民粹主义、极右势力借尸还魂的温床。这为当时安倍内阁借机推动安保转型创造了条件。随之而来的是日本以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升级“危机叙事”为手段，为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红线铺路。
2014年，安倍内阁通过内阁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开始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制约。之后又在2015年强行推动国会通过新安保法案。2022年，岸田内阁通过新版“安保三文件”，提出拥有所谓“反击能力”，试图将日本自卫队从过去扮演的“后方支援”、“专守防卫”角色打造成所谓能够“积极防御”、“主动进攻”的武装力量。
为了配合国家安保战略全面转型，2023年，日本开始推动实施总额约为43万亿日元的五年防卫费扩充计划，总预算规模扩大约1.6倍。此外，日本在提高自卫队武器装备购买质量和数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武器装备，特别是进攻性武器装备的出口。我们能够看到，继2014年安倍内阁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传统“武器出口三原则”以后，今年高市内阁进一步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彻底为杀伤性武器的出口扫除了法律障碍。可以说，日本正以“和平国家”为幌子，通过以上一系列政策操作，走上一条穷兵黩武的不归路。
5月3日，在日本东京有明防灾公园，民众手持标语参加护宪集会。\n 新华社发
文汇报：长期以来，日本被视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支点。但近年来日本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加速构建以自身为节点的准同盟网络。与此同时，日本不断强化与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安全勾连，加速推进“小圈子”外交。您认为，今天的日本究竟是在配合美国的战略需求，还是在借助美国战略空间谋求自身目标？
陈子雷：冷战时期，按照美日同盟的角色分工，美军主要承担“矛”的角色，日本自卫队则起到“盾”的作用。美军在第一岛链负责“前方进攻”，自卫队则负责“后方支援”。冷战以后，美日同盟角色开始逐步转变。1999年，日本推出《周边事态法》，依据日美安保条约，允许自卫队在日本“周边”出现武力纷争事态时向美军提供后方支援，美日同盟分工开始突破日本本土防卫制约。2015年，日本颁布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自卫队获得交战权限，活动范围得到大幅扩大，其后进一步提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特别从2022年以后的美日同盟角色分工来看，未来五年，日本将大幅提升防卫预算经费，承担更多防卫义务，并在第一岛链逐步承担起主要角色。
此番日本主动与菲律宾签署日菲《互惠准入协定》、《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意图就是为了拉拢菲律宾实现美日菲在武器装备、物资弹药、人员跨境军事行动、军事设施和军事情报等方面加强军事互动、推动资源共享，实现所谓东海、台海和南海的“三海联动”。此番动作，日方可谓异常的积极和活跃，试图扮演“三海联动”的主角。
4月19日，人们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周围参加抗议活动，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新华社发
文汇报：战后数十年，民众的反战情绪和对宪法第九条的支持等都曾是安保政策激进化的阻力。但高市内阁支持率在日本年轻人中一度处于高位，“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在参众两院均获通过，左翼政党的制衡作用已大幅弱化。当前日本社会对“和平主义”、“专守防卫”等传统理念的认知是否正在发生变化？
陈子雷：二战让日本民众逐步摆脱了军国主义时代的“皇民思想”，开始用自己的头脑认识社会、认识世界。因此，战后一段时间日本社会的主流是拥护和平宪法，广大民众反对武装日本、反对战争。其中，传统的左翼政党在拥护和平宪法、号召民众反战、反对美日同盟等政治运动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受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影响，战后日本社会在历史认识及教育上始终存在着篡改和回避史实的问题，给战后新生代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带来严重误导。随着这部分新生代先后走上社会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如何正确面对历史问题，如何认识军国主义曾经带来的危害成为其认知真空。极右翼政治势力不断利用自媒体煽动民粹主义，鼓动仇外排外来误导民众认知，以对华制造事端来转嫁国内社会矛盾。近期“国家情报会议”法案的通过，更可以为高市内阁对外制造事端、对内监控民众保驾护航。我们看到，不少日本民众对此已经有所警惕。连续爆发的大规模维护和平宪法、反对“武装日本”的游行示威，正是日本民众不断觉醒的一个缩影。
5月29日，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民众手持标语参加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 新华社发
文汇报：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战后体制约束被系统性松动的当下，历史认识问题是否仍然影响着周边国家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判断？
陈子雷：日本战后与德国走上截然不同的历史清算路径，战争罪责清算不彻底，为军国主义遗毒延续留下了温床。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曾尝试以所谓“和平主义”配合经济援助模式拉拢周边国家。但是在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对战争罪责的表态却始终流于形式，缺乏真诚和发自内心的反省。非但如此，部分右翼政客有关战争的公开且持续不断的错误言行，极大地伤害了周边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受此影响，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日本政坛的此类战争情结始终保持戒备心，并密切关注着日本国内的扩军备武动向。如何在国际社会和周边地区树立和平友好国家形象，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人民世代和平友好相处，恰恰是目前日本政治家需要认真考虑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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